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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初，王范受命负责中央进驻北平前的准备工作，肃清了大批潜伏敌特分子。这年4月，等进入北平时，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开道，圆满完成了保卫任务。上海解放后，王范任中央华东局保卫处长，不久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政保工作。这次，他以副部长身份主持“083”专案的侦破工作，可见上级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据说“083”落网后得知自己的对手竟然是王范，不由连声叹气：“怪不得我还没开始活动就被抓了！”

　　王范受命后，于7月13日在上海市局召开了第一次专案组会议。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专案组，王范担任组长，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小组，其成员均是从上海、南京两市公安局抽调的精干侦查员。当时的行政区划中没有江苏省，只有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南京市跟上海市一样，都是自成一体的特别市。十名上海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一组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科长徐三友担任组长，十名南京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二组由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路惕升担任组长，徐、路二位同时兼任专案组副组长。

　　大家互相认识后，王范便向众人介绍了一应情况。说是“一应”，其实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段关于“083”的文字，没有更多信息。摆在大伙儿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难题：台湾派来的那个“心战专家”，只知道一个“083”的代号，姓名、性别、年龄、容貌、体态等一概不知，至于这个“083”是哪里人、是否曾在上海或者南京待过，那就更不清楚了。专案组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么一位，难度可想而知。在座的虽说都是政保侦查员中的精英，以前都侦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可包括王范在内，谁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侦查员们首先以“083”身负的使命为着眼点，即“心战”。所谓“心战”，就是心理战，“心战专家”就是精通心理战的主儿。根据以往破获的敌特案件，台湾特务机关对大陆的所谓“心战”，无非就是策划和实施策反、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制造和散播政治谣言之类，以达到扰乱人心的目的。其实，心理战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被汉军包围。汉军在夜晚唱起了楚地的歌，楚军以为刘邦已经平定楚地，因此军心被瓦解。这就是“四面楚歌”的典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

　　之前注重的是情报和行动，对心理战根本没当回事，其特训班的训练科目中并无“心战”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武装力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也就是政权行将瓦解前，方才意识到“心战”的重要性。蒋介石下令选派特工前往美国攻读“特工心理学”、“心理战要义”等科目，但这种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派去的特务学业尚未完成，军队已经一败涂地了。撤离大陆前，“保密局”在布置潜伏特务时，还是以情报和行动为主，即使想到还有“心战”，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败逃台湾后，国共两方的对峙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台湾不得不对“心战”予以特别关注，由那些在美国完成“心战”培训返台的特务以及美国专家为教官，举办训练班，并成立专门策划并实施“心战”的特工部门。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论从财力还是从安全因素考虑，台湾方面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向大陆派遣大批的擅长“心战”的特务。因此，“保密局”决定采取一种更有效率的办法，派遣“心战”教官潜入大陆，对原已潜伏在大陆的人员进行“心战”培训。

　　以上，就是专案组对“保密局”派遣“083”来大陆的背景的推断。然后，就该研究如何张网捕拿了。一般说来，特务潜入大陆后要想安身，必须具备一个貌似合法的身份。否则的话，他是没法儿在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找到落脚点的。即使作为游客，也要入住宾馆、旅社，或者下榻于居民（可以是特务同伙，也可以是普通市民）家里，或者租借市民的空房。而这种办法在目前的上海、南京，已经不具备安全要素了——住宾馆、旅社需要证件或证明，民警隔三差五要来盘查;下榻于市民家里或者租房，则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否则时间稍长，就会被居委会注意到，继而报告派出所。如果不幸到了这一步，别说进行特务活动了，只怕想安全撤离也为时已晚。

　　另一条线索来自徐家汇区。该区的襄阳路上有一座法式花园洋房，户主的姓氏绝对冷僻——职，所以这一带的人们就把这座花园洋房唤作“职园”。“职园”的主人职老爷子单名赓，字柏龄。借用洋泾镇的说法，老爷子也是客边人——广东梅县人氏。不过，职赓并不像薛无易那样神秘，他的情况不但徐家汇一带的人们知晓，还上过报纸——年轻时追随孙中山，曾主持华中地区地下交通工作，为革命党人传递情报、运送军火。辛亥革命前夕，职赓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一条腿留下残疾。中华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职赓被安置于上海，按月领取一份不菲的薪饷，还把位于拉都路上的一座花园洋房拨给他居住。上海解放后，拉都路改名为襄阳路，职老爷子在此居住至今。

　　1912年至1950年，将近四十年间，职老爷子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政权和新中国，竟然一直安安稳稳过着一份滋润日子。北洋时期，北京政府对其颇为尊重，凡有高级官员来沪公干的，必由地方大员陪同着前往拜访;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等也都登过门，历届上海市长每逢年节必定上门慰问;日伪时期，侵华日军驻沪部队的将领以及汉奸政府的头头脑脑也曾频频光顾，请其出山，均遭到拒绝;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也曾上门探望。

　　那么，职老爷子为何被认为与“083”专案有关呢？那是因为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职园”近日一反常态，隔三差五有宾客出入，而且这些人的年龄性别、穿着举止都各不相同，有西装革履、旗袍高跟的，也有长衫马褂、绸衣绸裤的，还有粗布衣裤、布鞋草鞋的。这些人来到“职园”，或乘私家轿车、出租汽车、军用吉普，或摩托车自行车、黄包车三轮车，也有步行的。“职园”雇有门卫、花匠、车夫、厨子、保姆，每有客人登门，均各司其职，殷勤接待。职赓老夫妻俩从来不迎接客人，也很少送客到门口，那几个联名反映情况的邻居唯一看到的一次，老两口送出来的客人竟是一个五十来岁看上去属于劳动阶层的妇女。